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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流通期待生態和諧

配送“曲徑通幽”

相比以前復雜龐大的藥品流通體系(藥品生產成本+臨床試用成本+申報費+廣告費+推銷推廣費+醫院藥事委員會公關費+醫院加價+醫生回扣),此次僅涉及的藥廠、醫藥公司、社區衛生機構三方的購銷,大幅減少了藥品的流通環節,使各環節更加規范透明。在北京東城區景山附近的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居民宋奶奶拿著劃價單,笑瞇瞇地說:“買同樣的藥,比以前便宜好幾元呢。”據有關部門測算,北京社區藥品集中采購的成交價比上一年度藥品招標采購中標價平均降低21.1%,按照上一年度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藥品銷售額計算,可為老百姓讓利約3億元左右。

據了解,北京的社區用藥目錄共涉及310個企業的312個通用名藥品,計923個品規。生產企業“打包”報價,即將本企業5個以上品種依照通用名組合成“包”,每個“包”總體價格比原價降低20%報價。業內人士強調,所謂“零差率”是在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前提下的降低藥價,而不是老百姓通常以為的“絕對出廠價”,按照北京市藥品集中招標采購中心主任張毅話說就是“出廠價+配送費”。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作為一級配送商的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醫股份)的配送費用是8個點,再分給二級配送商的配送費用一般不到4個點。

由此看來,雖然是“零差率”,生產企業和經營企業并不是無利可圖,但是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承擔農村社區配送業務的企業卻遇到了瓶頸——對于農村社區衛生室的配送量不僅沒有增長,還有下降趨勢。

在北京昌平山區的劉村鎮,一位村民告訴記者,現在在社區衛生室看病花費不在“新農合”的報銷范圍內,所以有小病就去村衛生室,大病去鎮衛生院。記者走訪的幾個村衛生室醫生都表示,實施“零差率”以來,他們沒有受到特別大的影響。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我國農村醫療市場和醫療保障制度情況復雜,村衛生室多由私人經營,由于能夠24小時服務,目前基本仍是農民就醫的主渠道之一。相形之下,社區衛生服務站的服務和價格都沒有太大優勢,因而居于次要地位。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云南的醫藥公司。今年,云南所有的縣都納入到“新農合”中,對農民而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有社區衛生服務站的醫生反映:“‘新農合’要求農民只有在鄉鎮衛生院看病買藥才能報銷,可事實上,鄉鎮衛生院中的藥品價格比較高。農民為了能報銷,只能去買高價藥。”

昌平醫藥藥材總公司(下稱昌藥)是昌平區藥品的二級配送商,其總經理牛玉琴認為,如果“新農合”的政策能夠惠及農村的社區醫療機構,就能引導農民到社區就醫,企業相應的對于社區衛生機構配送額度也會有大幅度上升。

牛玉琴告訴記者,昌藥能夠獲得二級配送資格,跟昌平區“兩網”建設到位密不可分。“兩網”建設用了3年時間把配送網絡和監督網絡鋪到了最偏遠的山區,而對村衛生室等醫療機構的配送也讓昌藥積累了不少經驗,從而能在這次對社區醫療機構的配送中調整迅速、鋪貨到位。她透露,昌藥為此專門投資了30多萬元,新建了280平方米的周轉庫,新增了8輛配送車,還專門抽調了9人,“因為農村用藥量不大,多數社區衛生機構都不愿有庫存積壓,往往要貨頻繁而‘瑣碎’,這使我們的管理成本和配送成本都上升了不少,而如何消化這些成本確實是個問題。”牛玉琴坦言。

記者在云南昆明采訪一位配送商,他毫不諱言目前“銀根吃緊”,“最頭疼的就是回款問題”。他透露,昆明市縣及縣級以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藥品統一配送已運行了一個月,由于該市單家基層醫療機構可直接與配送商對話,且可一次性選擇多家配送商,配送商的話語權相對薄弱。而由于某些社區衛生機構的財政撥款仍未到位,按期回款也就難以保證。

記者了解到,類似情況在四川、北京等地局部也存在,尤其是近郊和農村,由于財政投入不足,短時間內社區衛生機構難以做到“收支兩條線”。在成本增加和回款滯后的雙重壓力下,二級配送商多少有些吃力,而“財大氣粗”的一級配送商承受能力相對強些。

北京金象復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徐軍透露,目前金象的回款情況尚可,“基本在一個月左右,城區政府對社區衛生的財政投入比較到位,所以城區的回款相對好些。而另一家郊區的二級配送商1月份的回款目前尚未補齊。”他告訴記者,在該公司業務范圍內還的一些私人承包的社區衛生機構,當地政府和衛生部門表示將在近期將其經營權收回,“這些機構會盡量少進社區用藥目錄的品種,多從其他渠道購進高毛利的產品,結果導致我們的配送數量目前有減少的跡象。”

此外,由于各地還有相當一部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未能配置電腦,網上采購暫時無法普及,社區醫療機構下訂單還是沿用過去的老方法——發傳真或打電話,“非常影響工作效率”。一位醫藥公司負責人如是說。

謀求共存共榮

記者在北京的一些藥店了解到,同仁堂生產的六味地黃丸(蜜丸)的售價曾經在13.7~14.5元之間,而社區衛生站的最新售價只有11.7元。一位藥店經理告訴記者,他們已經參考社區衛生機構的降價情況,調整了藥價。

據了解,這次北京社區的“零差率”藥品涵蓋了感冒、腹瀉等常見病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藥,金額約占社區全部用藥金額的85%,用量占社區醫療機構用藥的60%以上。

在昆明的一些地處社區衛生機構附近的藥店中,記者發現社區用藥目錄上的品種這里絕大部分都有,而且價格也相差無幾,有的甚至更便宜。昆明一家藥店負責人坦言,“在社區衛生機構用藥中,目錄外的部分也占到不小的比例。如果目前的財政補貼不能足額到位,社區衛生機構就有可能加大目錄外品種的采購量,甚至在處方時對目錄以外的高毛利品種予以傾斜。”這樣的擔心并非空穴來風,在昆明某社區衛生機構就醫后的伍先生告訴記者,當他把社區衛生機構醫生的處方與報紙上的社區用藥目錄進行對照時,發現3種藥中只有一種是目錄內的。而他就醫的這家社區衛生中心也沒有公示目錄,一般患者也很少注意到其中的玄機。據悉,對于醫師處方,衛生部門有相關規范,但是,對于執行規范的情況,衛生部門目前沒有足夠的人力進行檢查監督。

“政府究竟撥款多少,現在我們還沒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這些撥款能否滿足醫院的運營需要還不能確定。”這家社區衛生機構的負責人表示,醫院已經將上一年度的清產核資報表上報給了市衛生局,但真正實行收支兩條線的具體時間表,還沒有得到任何上級指示精神。

對于社區衛生及藥品供應,徐軍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既然社區衛生機構全部有財政支持,再設立藥房其實是一種資源浪費,同時也加大了管理難度和成本。”他舉例說,四川省提出發展社區衛生服務必須高起點,堅決反對把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辦成醫療點或藥店,已建成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要進行規范和整改,沒有準入資質,不履行職責的將予以取締。“倒不如社區衛生機構專司診療,零售藥店負責藥品供應,這對行業和社會都有益”。徐軍認為。

一些業內人士也指出,零售藥店經過多年發展,歷經GSP認證、藥品分類管理等考驗,服務水平不斷提升,“長期在醫療健康體系中承擔著重要角色,成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國醫藥商業協會副會長王錦霞說,“把零售藥店納入到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中,是資源的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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